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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。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,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,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。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始,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,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。在20世纪70年代末,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,农业占据主体,而且完全自我封闭。邓小平先生则提出,要建立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,建立一个工业大国,而且实行对外开放。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、由农业到工业、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。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,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“中央帝国”(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)的烙印。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: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,让·米歇尔·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。与此同时,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,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(更确切地说是回归)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。宇航员进入太空,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;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,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;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,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;最后,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,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。今年4月,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,其间,《参考消息》、《新京报》、《科技日报》、新华网、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《当中国改变世界》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,中央电视台《今日关注》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《当中国改变世界》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。面对中国庞大的“后备军”——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,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。在孟加拉或越南,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,按理说,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。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,缺少他们的中国“朋友”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,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。而且,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,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。在工业方面,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,工作不够迅速、不够精确,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。

东京惶恐不安:公共废弃仓里的废旧纸张不翼而飞,被人拿走卖钱去了。在日本首都的好多街区里,人们都习惯于在月底的几天把废纸集中起来,再卖给硬纸板厂。但是今天,在那些造纸厂开始自己的收购之前,早已有不法商人抢先动手,他们给自己偷去的废纸找到了新的大买主——中国。从2002年到2004年,东京每公斤废纸的价格在两年内上涨了15倍。日本的大商场、农产品加工厂以及制鞋公司已经开始担心,很快将支付不起产品的包装费用了。20世纪最后20年,世界经济正处于“历史的终结”的甜蜜假想中。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,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,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,出现普遍、共享的繁荣。这会是“幸福的全球化”时期,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,大脑都要代替双手,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。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,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。为了遵守WTO的“贸易相关产权”协议,并取悦华盛顿,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。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,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。2003年,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“伟哥”,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,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,也没有疗效。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。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,他们说,在中国文化中,“仿非偷也”。于是,盗用商标、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,也不被认为是犯罪。早在17世纪,西班牙牧师多明戈·纳瓦雷特就曾写到:“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,凡欧洲百物,过目即可仿制也!”今天,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,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,他们都认为,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,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——创新的阶段。为达到这个目的,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,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。20世纪60年代,人们在法国购买玩具时看到是“日本制造”的标志。后来的10年中,很快换成了“台湾制造”或“香港制造”。到90年代,又变为印尼或泰国制造。在21世纪最初几年,如同圣诞树周围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,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“中国制造”商标的玩具了!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、电子产品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,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,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。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“雁行模式”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。

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: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,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。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,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,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。此外,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、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。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。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,物资、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。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(WTO)的推动带来的,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。墨西哥、突尼斯和菲律宾人并没有这种弱点。发达国家向它们转移了一部分规模不算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,算起来已经有年头了。美国人长期购买墨西哥产的衬衫,法国人买突尼斯的,而日本人则买菲律宾的。这些更靠近南半球的国家有着廉价的劳动力,有利于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、对素质要求不高的产业,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“非本地化”的浪潮。“非本地化”运动动摇了老工业国,迫使其进行痛苦的重组,却有利于一些穷国起飞,使其国民逐渐富裕起来,并开始提高那里的工资。然而问题的关键是,面对中国,墨西哥、突尼斯和菲律宾又变成劳动力“昂贵”的国家了。那里的工资是中国的3倍、4倍到5倍,这些国家没有在工业化诞生后再往产业高端前进,所以猝遇竞争,就进退失据。更先进一点的国家,如葡萄牙和土耳其,也面临类似的威胁。中国的租金优势实际上正在引发新一轮的转移,这回是将世界的一些制造业连锅端地都搬到中国去,从那些中等收入的、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国家端出去,端到中央帝国这个更接近南半球的国家去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位专家指出,面对中国国力的崛起,真正的输家将是非洲、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单纯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。宝马线上足球盘口正如历史所多次昭示的那样,天然的租金对一个国家、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成为陷阱,也可以成为跳板,就看你怎么用它。石油就是一种报酬极丰厚的租金,它很能说明问题。在这种黑色金子的生产国中,有些国家拼命开采,直至油井干涸,根本不顾将来;而另一些则学会了充分利用这种资源,为后石油时代投资,并做好其他准备。油井干涸了,租金也就花光了,前一类国家会重新变回沙漠,而后一类国家则会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发展。至于中国,一切都表明,那里的人民有着一致的决心,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租金(众多而低廉的劳动力)作为跳板,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,而不会让它的钱白白流掉。就像蝉那样,中国人将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储藏起来(保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)。也像蚂蚁那样,中国人辛勤劳作、倾力投资(投资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%)。中国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积累了大量资源,并且细心地为将来做着准备。它努力将这些资源用于教育、研究和发展,竭力把自己的“全国冠军”推向世界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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